年农历六月初一，母亲出生在一户人丁不旺积贫积弱的李姓农家。她的父亲是任姓过继给李家的，性格老实身体羸弱。母亲三岁时的那年夏天，她的父亲吃完一粗瓷碗干捞面后下涝池，上来后原因不明地猝死了。母亲的母亲姓雷，从东乡嫁过来时就体弱多病，一年四季都在咳嗽，咳嗽得叫人心惊肉跳，母亲七岁时，她的母亲也被咳嗽而致的哮喘要了命。母亲给我们回忆说：她对父亲的死没有记忆，印象中是一个瘦小温善的人。她母亲身材细条，面黄肌瘦，常年被疾病折磨得有气无力。她母亲死后，当一个亲戚把亡者一切带病毒味的遗物，准备在坟头一把火烧掉时，她抢抓到母亲的一双棉套袖，揣到口袋里带回家藏在炕席下，在受委屈的时候，就关住门揣着套袖哭恓惶。
母亲的祖父母，一对克勤克俭过日子的农民夫妇，在将近中年之时生育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母亲的姑姑，年龄比母亲大四岁），养子夫妇的早亡，撕破了他们对家庭无男丁所进行的精心修补。封建的只有男丁才能顶门立户的观念，使得他们又一次投入到抓养螟蛉子的尝试中。于是，在日后十余年的光景里，一个个年龄不一、血缘关系不一的螟蛉子陆续进门，又因各种原因走出了门，直到母亲的姑姑出嫁时，都没能解决好“养子防老”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村子里以女招赘顶门立户的事情在发生在增多。这给日趋老衰的曾祖父母提供了建构家庭的新思路，于是我的父亲——一个比母亲命运更为苦戚的青年男子，便以孙女女婿的身份成为这个家庭的新成员。这一年是年，是人民公社刚刚成立之年。是年，母亲十七岁，父亲二十三岁。
我父亲刚出生，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靠当雇工和长工谋生，面对呱呱坠地的儿子，自然没钱请奶妈，亲戚中也没有传来谁家愿意代养的消息，倒有几户缺儿的人家有意收养，但月中父亲死活难保的模样，吓得来人看了一眼就没有了后话。在父亲被准备扔到死娃沟的前夜，邻村的王家大妈———一个信佛的并且打算先抓养一个干儿子给自己“引娃娃”的好心人，用一床小棉被把父亲抱回了家。父亲牙牙学语时就喊她“妈”。父亲的确起到了“引娃娃”的作用，他的干妈一连生了一女三男。在玩耍伙伴众多的王家，在布袋巷特多的百东村，父亲一直生活到十五岁，那里虽是寄养，却是他人生感受母爱和家庭温暖的宝地。在此期间，他的父亲坠崖而死，他的老家以更快的速度屋倾墙塌，丛生的灌木蓬草将那里变成了野兔可以安窝的荒地。从王家返回后，父亲在他残存破败的老屋收拾了一块可以放被褥的地方，在乡间给百家做活吃百家的饭，无活可做的时候就要挨饿。故而招赘到李家，对他来说的确算是福音。
在这个拼凑到一起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里，循规蹈矩勤俭持家的曾祖父母和随情任性四处为家的父亲之间，似乎一开始就缺乏信任，彼此间存在着严重的性格分歧和言行猜忌，尽管大门以外就是红旗飘展干劲冲天的大跃进时代，但家里的拌嘴、冲撞和冷战却频繁得如同一日三餐。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两头受气，在那边都落不下一个好来。
年农村乃至全国发生的严重粮荒，更把父亲和曾祖父母的对峙推向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饭桌上，我父亲只要伸手抓第二个馍馍，就会听到激烈响亮的摔筷声。尽管我的哥哥已经出生，这代表着李家开始人丁兴旺，但这并没有缓解家庭的紧张关系，甚至加速了这个家庭的分裂。曾祖父母要求母亲与父亲离婚，将父亲驱逐出门,不愿离婚而又不敢违拗长辈意志的母亲只得央求父亲暂时离家，等长辈消气后再回来。
是年，中央大规模精减企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动员两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或者返回原籍生活。农民自顾尚不可得，而农村还要接纳上级分配下来的人员。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农村是寻不到饭吃的，他只能“逆行”到那些裁人的地方去。离家后的父亲先后在三桥的某工厂当工人、在宜川的某林场当运输员、在陕北的某单位当厨师，并最终幸运地在最后一个地方落住了脚，成为一名有编制有工资的炊事员。
父亲在陕北站住脚后，虽想念妻儿但并不情愿回归“封建家长制”的家庭。他的朋友给他出主意说：你们家的封建家长，和你和你婆姨都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爷不是亲爷，婆也不是亲婆，有什么可以丢舍不下的。倒不如咱们给他来个釜底抽薪，把你婆姨和孩子的户口转到陕北。对此，父亲深以为是。他害怕写信泄露天机，便请假回乡住在亲戚家，托人约母亲一见。母亲有两年多时间不知父亲音讯，相见自是悲喜交加，但对于父亲釜底抽薪的建议当即拒绝。她说：生父没有养父亲，我和爷婆虽无血缘关系，但我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这个爷和婆，你可以不认，我和娃是要认的。
父亲无奈，只得放弃了一时痛快的想法，回到陕北后，将一封收信人为曾祖父名字的家书连同一个月的工资寄回老家。这封信一举修改了他在曾祖父母眼里“废物和浪子”的形象，同时取得了再次返回家庭的资格。
年，母亲的祖父母年事已高，成为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按照当时生产队的统计口径，母亲成为农业社里一户五口之家的新户主，但当家的自然还是她的祖父。是年母亲27岁。户口本上的五口之家，父亲因在外工作不列入户籍，而他们的女儿即我的姐姐的出生又为家庭增添了一员。到了年，随着我的出生，母亲就成为农业社里一户六口之家的户主。
母亲所谓的“户主”，其实就是赡养老人和抚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两个老人不挣工分，两个孩子也不挣工分，在按工分配的生产队里，母亲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多挣工分。她多挣工分的途径：一个是出满勤，母亲晌晌一听铃响就慌乱地停下手中的活去上工，不敢请假更不敢旷工；另一个是抢着做生产队的一些零工，如卸装物料，做生产队客饭等；还有一个途径是以物换工分，诸如割青草、拾羊粪、换鸡蛋等等。有年年底生产队总计工分时，她竟然超越了男劳超越了干部，成了全队得工分最高的社员。工分公布到墙上后，有人给驻村“工作组”告发母亲工分造假。“工作组”马上进行核查。核查的结果是母亲的工分分分都有记录也都有证人，“造假”一事查无实据。很多年以来，母亲都为她创造的工分记录感到自豪，因为这铭刻了在人民公社里一个女劳为了养家糊口将自己的主动劳动发挥到的极限。
然而，母亲一个人的高工分却改变不了我们家永远是“拖欠户”的事实，生产队每次分配的口粮，以及对“困难户”分配的照顾粮，常常装不满一条帆布口袋。分配的食用油，装不满一个黑瓷小油罐。这怎够一家六张嘴的消耗？父亲寄回的一点工资，几乎全部都用于买粮。我记得冬天吃饭，一家人围坐在炕上，米汤碗里总有切成小段段的蔓菁，味道辛得恁难吃，我总是用筷子挑完米粒，剩下半碗蔓菁。我们吃饭时，母亲总是在炕下洗锅洗碗扫脚地，孩子们叫她她也不上来。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是在等待我们的剩饭，多数情况下，她只能等我碗里剩的那点蔓菁。如果没有，她就揣个凉馍或凉红薯到院子里去啃。母亲说，在生产队里，自家关起门来吃的饭好做，因为瞎好没人见。家里来了客人，客桌上是要凑够四碟菜的。她就不得不东邻借面，西邻借菜，迟迟地进不了灶房，也迟迟地出不了灶房。
俗话说，娃娃三岁开始记事。我对曾祖父的印象就是三岁时留下的，可惜只留下了一个印象，其它的都记不起来。那是年的夏天，太阳很红很热，腰板挺直、声音洪亮、表情冷峻的曾祖父给家里招来不少匠人。这些匠人用枣木做成了很多的棒槌、擀面杖和蒜槌槌，摆放得满院子都是。我和哥哥、姐姐好奇地拿着这些东西玩，玩完了又随手乱扔，曾祖父边归整边训斥哥哥、姐姐不给我带个好头。曾祖父的训斥是对的，因为当时哥哥十二岁，姐姐七岁了，他们应该归整我乱扔的东西。可惜第二年即年，我的曾祖父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
曾祖父去世后，母亲自然成了这个家新的当家人。她当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年翻修房舍。
曾祖父毕其一生创造的家业，是在购买来的院落里建造了三间两坡流水的门房、六间西厦房和后院的一间柴火房。这些房舍经历三十多年的风吹雨打和日晒月蚀后，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年的夏天，大雨持续不断地下了三天三夜，院子里墙塌瓦掉之声，不断撞击着全家人恐惧担忧的听觉，最紧张的是某夜凌晨，房上掉下的东西直接砸在被子上，险些砸到人头上，吓得母亲连夜把已患病几年的曾祖母转移到邻居家，把孩子转移到门房巷头搭起的门板上。
翻修房舍的方案：门房西沿墙向外倾斜的问题，用两根大料在檐下斜撑起来。西厦房椽朽墙残地基又低故全部拆除，捡其有用者再购备新料在院子东边重建厦房。为此，父亲寄回一笔元的借款。母亲也从乡邻和亲戚处借到63元钱。生产队长答应以破残土归公为条件，在拆房和上背墙时派集体劳力。母亲的姑姑和姑父承诺在盖房期间，只要有时间就来帮忙。具备了这些条件，老木匠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刚出师的年轻瓦工带着他弟弟，操一口河南话的铁匠带着各自的工具陆续地走进了我们的家门。
38天后工程告竣。我记得，搬进新房子时已到了深秋，炕上、墙上的麦笕泥还是半湿不干。母亲把几檴门板放在炕面上，我们晚上就睡在门板上面。过了几天，墙面上、炕面的边角长出很多很旺的麦芽----这在我幼小天真的眼睛里，是难得一见的奇观，值得叫来小伙伴看看稀罕。经过这场翻修，我家的院子失去了原有的格局和规模，除了六间勉强拼凑在一起的厦房外，后院隔墙和柴火房以及所有的树木都消失了，空荡荡地如同小孩穿着大人的上衣。为此母亲羞愧自责，觉得自己对不住先人。
多灾多难的年是和我的曾祖母的病重一起到来的。我的曾祖母姓秦，坊镇伏蒙村人。在我的印象里，她是缠裹脚的老妇人，性格内向，侷腰圈腿，满脸皱纹，眼神混沌，花白凌乱的头发上成年罩着一顶兰花土布手帕，嘴里老是嘟嘟囔囔地说着让人听不清楚的话，对我们重孙辈的态度不冷也不热。曾祖母常年干的活就是缠线锭，除此之外就是在巷里转，在院子的角角落落转，把外边看到的事情向家里说，把家里发生的事向外边说。去年修房的时候，曾祖母就病得上了炕，住到新房后，病情加重，吃喝拉撒不能自理。母亲每天都要给她换洗几次衣服。病人身沉，翻身不易，母亲叫我们帮忙，我们嫌臭，都学会了装聋作哑。我的母亲是很娇惯孩子的，我们叫不到场她也不骂，平时家里地里孩子们能干的活，比如扫院子，拉风箱，拔草，打土结等，她也不强求我们必须干，一任我们游荡安闲。有一次，一位家族中的尊长到我家串门，看见母亲忙得像救火，而我们却闲的像少爷小姐，禁不住大忿，骂母亲穷命，骂我们不长眼睛。
曾祖母喝了几顿新麦做的面糊后去世了，办理她的丧事又要花钱。旧账未还，又要举新债，父母均不知道钱从何处来。但人还是埋葬了，丧事也照样过了，后来我才知道，农村那时候就有高利贷，是母亲经人担保借来应急的。
家中已没有一颗粮。不可能再从生产队里借来粮食了。据会计说，我家已经预借了未来五年的口粮。母亲一筹莫展间，老姑和老姑父送来一花包子红薯片。母亲看着红薯片，幻想着太上老君或观音菩萨从天而降，手指一点或吹口仙气，把一包子红薯片变成一房子一院子的红薯片，变成再不为吃饭发愁的无穷无尽的红薯片。母亲说，山穷水尽的时候，她就在这样的幻想中熬过长夜的，但回到现实，她不得不考虑父亲提出的建议，即把十六岁的哥哥和十一岁的姐姐的户口转到陕北农村，到那里两个娃娃有饭吃。
母亲在经过多次的痛哭流涕之后，终于无可奈何地带着一儿一女踏上经铜川去陕北的旅途。这是年学校放暑假也是我的曾祖母头七出来后发生的事。半月之后，几乎失去人型的母亲回到了家，但她的心仿佛还在陕北，故精神恍惚，失魂落魄。这样的状态给她带来更大的灾难，一月后，在参加大队修水坝的劳动中，悬崖上的一块落石，贴着她的左耳，砸折了她的左小臂。
我是随着临医院去看望母亲的。病房里，母亲左臂上搭着绷带，开悟似地对亲戚说：“我是苦命人，连累得娃娃也命苦。今后不能再分心了，这块石头还是长眼，只砸了我的胳膊，要是砸了我的头要了我的命，我的娃娃可怎么办呢！”那时，七岁的我对母亲的病并不关心，却急切盼望到县城有顿好吃。我嚷嚷着要吃饭，母亲掏出一块钱交给亲戚并安顿说让我俩到街上去吃饭。很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说是她当年接我母亲出院的，她很医院里带回一粒药！
我家的相册上，有一张母亲当年送哥哥姐姐去陕北之前一家人的合影。那是一张两寸半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母亲身材削瘦、表情苦戚、头发凌乱、目光怯懦，仿佛是无边苦海中的一叶孤舟；我们兄妹稚嫩的脸上也写尽茫然，充满恐惧地看着镜头，一如这叶孤舟之上的三个小乘客。
曾经热闹的六口之家，只剩下母亲和我。吃饭的压力是减小了，但债务的负担还在，母亲仍然需要以高强度的劳动换粮换物，能躺在炕上睡觉的时间自然很少很短，但就是这样的短睡，也被她自己的噩梦一次次所惊醒。噩梦中：她梦见女儿做饭厨刀剁伤了手指；梦见儿子雨天走山路跌到了深沟；梦见深夜山沟沟的破窑洞着了火而她的儿女还在酣睡；梦见一条狼黄昏正尾随着三个小学生其中一个是她的女儿~~~~~。后来我了解到，母亲所担心的每一件事，我哥和我姐在陕北都真实地发生过，比如房子着火、雨天挑水坠崖、孤狼跟人等等。
我记得，为了宽慰处于极度焦虑状态下的母亲，我们巷里的对门婆、花婆、这姨、那婶、这姑、那妈们，好像事先商量过的，每晚都有几个人来陪母亲睡觉，围着母亲的耳朵说着调节气氛宽慰母亲的话。
是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些人来我家睡觉的真实原因，以为她们为了热闹才来我家睡觉的，现在才知道这是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同路不舍伴的阶级友谊！我母亲经常说一句话，“穷帮穷，富帮富，天下的穷人是一家。”现在我回想起来，母亲说的这句话是真理。在我们家每一次需要帮助的时候，正是这些朴素的穷乡亲一次次或单个或结伴或集体来到我家，来到母亲的身边，有心出心有力出力。母亲终生铭记着乡亲们的恩情，多次告诫我做人要不忘本，要眼睛朝下看，万万不可难为穷人，要给穷人一条路。
我是家里的老小，母亲对我极度溺爱，过去再困难，我却没有吃不上饭吃不饱饭的记忆，然而，我的吃上饭吃饱饭却是从母亲的饭碗里匀来的。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农业社农活紧张的时候，社员们不歇晌，生产队把大锅大灶做好的饭往地里送。送饭的时间恰好是学校放学的点，我就被母亲提前通知到地里去吃饭。近百口人吃饭，送饭的人赶着大车，白馍馍盛在几个笸篮里，米汤盛在几只铁桶里，白萝卜煎条盛在几个洋瓷盆里。一阵风来，吹动着集体农田一望无际的庄稼行子，宛如大海之上的汹涌波涛。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送饭车前，拥挤着抢吃“大锅饭”。但饭的分配只给地里劳动的大人，不给跑到地里的小孩。母亲挤到炊事员跟前，领出两个夹着白萝卜煎条的白馍馍和一碗米汤，转手递给我，等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带着回味无穷的快感抬眼四望时，却不见母亲的影子。多年以后的某天，我和母亲说到这个场景，感慨家常饭味道平淡，“争食”才吃着香。母亲听了，神情黯然地说：她肚子也饿呀，见人吃饭最难受，嘴里忍不住地流涎水。于是她要躲得远远的，躲到一个看不见人吃、闻不见饭香的地方去。等后晌重新干活时，她再出来，干活时还要努力显示出吃过饭的样子。
为了给人还钱，母亲利用生产队歇晌和夜晚时间，买花、缠穗、纺线、织布、漂染、缝衣衲鞋。这些产品除家庭自用外，更多的是翻沟到龙亭去赶集，以期从北山人那里换回一点粮食或着零花钱。买卖是冒“资本主义尾巴”或“投机倒把”的风险，一次交易的成败，取决于当地工商所的打击与否：不打击或者只批评教育，对母亲来说就是运气好；被没收了“非法”交易品，母亲也自认倒霉。尽管每一次的被没收都让母亲心疼不已，但现实的压力却让她干此不疲。那个时候，生产队里老开会，母亲见缝插针，逢会就纳鞋底缠棉锭，一副政治不积极思想开小差的样子。这使得台上的干部非常恼火，常常把母亲叫起来回答问题。好在母亲做到了一心两用，领导讲什么竟能回答个大概。
油灯，各式各样的油灯，深刻而具体地停留在我的记忆里：黑瓷菜油灯、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糨子瓶做的柴油灯，用报纸糊成的罩子灯，带着罩子的玻璃灯等等。母亲用一束棉线作这些自制油灯的灯芯。灯芯上燃烧着毛笔尖一般红中带黄的火焰，放射状向四下发出亮度递减的晕光，在火焰的顶端生成一股细绳状黝黑持久的浓烟，冉冉升起徐徐散开然后积落停留在房屋的每一个面体和角落。几乎每个晚上，母亲就在油灯的照耀下，做纺织或缝针线。油灯的亮光在墙壁上，实时传输着母亲劳作的剪影，宛如放映着一部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电影。夜深了，熬不了眼的我，缠着要母亲睡觉。可是，赶活的母亲怎么能歇下来呢！她嘴上总说就睡就睡，却不放下手中的针。等我围在她身边睡着了，她才把我放回被窝。等我一觉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还是油灯，还是墙壁上母亲在做活的剪影。
在当时的农村，能在人前说起话在巷里行通事的有三类人：第一类是当干部的或者家庭有干部背景的人；第二类是有稳定经济收入的“公家人”或有一技之长的匠人；第三类就是有家族势力的人或者耍横使狠的歪人。要说我父亲也是挣工资的单位职工，但他常年在外，无论在经济上、劳力上或者社会关系上，对亲戚邻里都没有多大用处，即便回到家也不谙人情世故，故一般和外面打交道的事情，还是母亲在抛头露面。
凡是可以不求人的事，母亲都是独自完成的。比如缚扫帚、缚绳子、盘炕、垒猪圈、补带一类的事情母亲都做，尽管她做起来显得那么艰难那么生硬那么蹩脚，但最终还是做成了。内行人看见了，常常笑话她做的粗糙，母亲就乘机请教改进之法。当出现必须求人帮忙的事情时，母亲就熬煎得睡不着觉，反反复复盘算如何开口，如何补偿帮忙者的人情。
我们家无至亲近亲，远亲尚有一些，但走亲戚其实就是“走东西”，光景好一点的远亲大都对稀淡的血缘关系没有兴趣，他们的薄凉态度让母亲感到难以攀扯，只好知难而退。记得有一年可能是年吧，我随母亲到县城卖蚕茧，我口渴了要喝，母亲无奈带我走进我们家族中唯一一位把家安在县城的自家人的家里。当时我的那位族爷正在炕上午睡，母亲说明来意，他在炕上哼哈许久就是不起身也不转身。母亲意识到求水无望，就拉着我含泪而去。母亲能有所仰仗的唯有她的姑姑，也就是我们的老姑。老姑挂念娘家，老姑父同情老丈人家的境遇，我们家出了难事急事，总是他们赶来雪中送炭。
“远亲不如近邻”。母亲像手捧一碗热米汤一般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与乡邻的关系，谨言慎行，屈己从人，不敢让别人吃亏，也不敢让别人心生埋怨。借别人一会劳力，她要还一晌；别人给一撮韭菜，她回敬一根红薯；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她忍忍就过去了，她说错了别人的话，醒悟后就立刻登门致歉；和邻里发生纠纷，她总是忍气吞声，实在还不行，也是请巷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居间协调。母亲的实诚、善良和隐忍赢得了众多乡亲的同情和帮助，也让她赢得了通情达理的贤名。但是农村还有一句古话“马善好骑，人善好欺”，生活中总不乏恃强凌弱之辈和损人利己之徒。记得有一次，具体原因我已忘记，母亲和欺负她太甚的一家人打了一架。那是在生产队散工回家的小路上，母亲和那家人对骂，接着对方就有人出列准备动手，母亲气极，抡起镢头照来人头上砸去，那人一躲，镢头落在路边的一块界石上，界石震裂，碎石乱溅。那家人虽暂时停止了挑衅，母亲回家却委屈地哭了半天。
也许是遭遇了太多的冷面和白眼，蒙受了太多的难堪和委屈，回顾人生，自卑心强自尊心更强的母亲才经常说一句话，“求人不如求己，要面子不如自己有面子。”
如此沉重的负担，如此繁杂的劳作，使得四十岁前的母亲忙碌紧张得像一台永动机，难免顾此失彼，不能周到，于是有人笑她不打扮，有人笑她不收拾屋子，有人笑她是个夜猫子，有人笑她不算计，有人笑她不会撂挑子，有人笑她是个坐不住的尖沟子，有人笑她饭里没有油辣子。母亲听到这些话，有委屈也有抱怨：有头发谁爱装秃子！从外头回来，没吃过一口热口饭；生了病，没人替着买一回药。旁人说这号话，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疼。抱怨归抱怨，委屈归委屈，母亲最终还是利用“一人一命，一家一个光景”的古语，平息着自己一次次的愤懑和感伤。
唯一能调节母亲身心俱疲的事情，就是看书和看戏这两件事。如果说，我母亲还有与众不同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母亲不那么讲究实际、实用和实惠，她总给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学习留有余地。
母亲的祖父母，与其他农村大多数的家长一样，信奉“女人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他们思想上对女娃上学充满鄙夷，经济上也不愿意为此而开支。于是，完小一年级，是母亲在校学习的起点，同时也是她的终点。但母亲对书的喜欢是发自本性源于骨髓的。母亲的识字得益于年政府组织的那一场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母亲变成了一个识字的能看书能写字的人。
母亲对文化人充满尊敬，也从文化人那里借书看。那时乡间能见到的书，就是《三侠五义》《岳家将》《杨家将》《聊斋志异》《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一类的古典书，以及《鲁迅著作》《红岩》《半夜鸡叫》《吕梁英雄传》等一些革命题材的小说。她对书的贪婪，绝不亚于财主贪婪黄金地主贪婪土地。一本书拿到手，母亲立即把阅读当成了第一任务，其它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向后面推。母亲说，书中有令人敬佩的英雄、有超出常人的力量、有美丽如画的山河、有满齿生香的语言、有叫人信服的道理。每一本书读完，都让母亲兴奋好多天，她情不自禁地要给亲戚和伙伴、要给家人和孩子复述书的内容，传达她的收获和感悟。我就是在母亲热烈的复述中，知道了岳飞、杨六郎、关羽、包拯、海瑞等先贤的故事。
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看戏是庄稼人最大的文化消费和精神享受。逢年过节或物资交流会的时候，总有省上或市上或县上的秦腔剧团或者万荣的蒲剧团扎点演戏。母亲对戏的痴迷，让她舍得花钱舍得功夫舍得跑路，有同伴就相伴着看，没同伴就独自带着孩子看。秦腔高台教化的内容和苍凉激越的旋律，使她克服了对漫长夜路的恐惧，克服了对花钱买票的犹豫，克服了对看戏耽搁正经事的权衡。她觉得为看戏就应该如此，也值得如此。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农村的有线广播已经普及，我们家厦房沿墙上也安装了一个小喇叭，午饭的时候，喇叭就响起来，先是新闻，接下来就是播放秦腔。这个时候，母亲就要做一点可以在小喇叭下面做的活，戏听得她一脸陶醉。过了两年，父亲探亲时带回一台收音机，年龄大的人叫那东西“洋戏匣子”，收音机每天早晚各放一个小时左右的秦腔，母亲也会按这个点，调整自己的活路。吃不饱的年代里，在外人眼里，收音机实在是个奢侈品，不少亲戚和乡邻都劝母亲卖掉收音机以换粮食吃，母亲也曾经几次准备卖收音机，可就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最后时刻，她都反悔不卖，宁愿让人讥笑她“舒服了耳朵，饿坏了肚子”。
母亲的记性好，耳音也好，戏看得多听得多，就几乎能把戏词背下来，也能顺着调调大致唱出来。因此，母亲做活时，开始还安静，不过几分钟，就唱起了秦腔。她那个时候唱的秦腔，基本上都是秦香莲、王宝钏、佘太君、耿娘、三娘一类戏曲人物的苦情戏，如怨如诉、如悲如泣。有一次母亲听完王玉琴唱的《杨门女将》那段“一句话恼得我火烧双鬓，且慎言莫乱测我忠良之心，自杨家火塘寨把大宋归顺，为江山称得起忠烈一门~~~”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发感慨道：“世上站着说话腰不疼的人太多了，自古忠臣难当，良将难为。任劳任怨，只有任劳者才能任怨；忍辱负重，负重者才能忍辱。佘太君这是替天下下苦人唱戏哩”。
看书和看戏的收获，最明显地体现在母亲的语言中。她在与人的交流中，时不时地就冒出文雅的戏词和精辟的名言，这让不少人认为母亲是个文化人。于是巷里请母亲读家信代笔回家书、在鞋垫或枕头上写个字画个画、计算织布经纬线数目、遇事来讨个主意的人，隔三差五地就到我家。母亲由此也感到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我五岁那一年即年，在两只巨大的汽油灯的照耀下，大队部的舞台上晚晚演戏。演员都是村子里我熟悉的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化了妆穿着戏装在舞台上表演，舞台上还有画着房子或田野的布景，也有桌子凳子等道具。我们小孩子在下边边玩边看，记得剧目主要有《龙江颂》《沙家浜》《杜鹃山》《红灯记》等四、五出样板戏。过了一段时间，大队要求全体社员都要上舞台，或念诗，或唱戏，或说快板，内容形式不限，但要求人人过关。我们家从早到晚都是人，母亲帮着大家编快板编顺口溜编舞台动作。农民中自然蕴藏着天然的语言大师和滑稽演员，整个排练过程都把人笑得窝疙瘩笑得肚子疼。
“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媳妇搁在炕头上,把娘搁在架板上。”我就是在那一年第一次听到这首童谣。我当然不相信人会在娶了媳妇之后会忘记娘，是啊！娘那么好，怎么会忘记娘呢？况且媳妇是个干啥的嘛？
母亲舒心的生活，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是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新时期的到来而到来的。年夏收后，我们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土地政策，当用“抓阄”的办法分得生产队的三亩半地、一只耙、一支铲和一条口袋后，母亲也被赋予了耕种这块土地和使用这些农具的权利和自由。那年她四十岁，正值人生鼎盛时期。我的哥哥二十一岁，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在临县的煤矿上班，母亲托人给他介绍对象，并在家请媒人吃过碟子喝过酒。我的姐姐十七岁，父亲以提前离休为交换条件给她在陕北找了一份工作，准备年底就休学上班。我十二岁，在本村小学上五年级，是一个喜欢看连环画《三国演义》《水浒传》，喜欢听收音机的评书联播《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见到生人就既羞又怕地溜到墙角的懵懂少年。
我们家那三亩半责任田，分为三块，分别位于西地、窑地和官埝上。这三块地所相邻的，是被分配给其他家户的责任田，中间以石桩或蓁蓁或地垄沟为界。习惯了“一大二公三平调”的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计分员、饲养员以及普通的社员群众，都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些集体土地上出现的分界线，仔细掂量着这条线对于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影响。然而，麦收后的一场透雨，改变了干枯裂纹的土地模样，也改变了对土地的所有人的态度。
我第一次看到：几乎所有人，包括干部、干部家属、老人、妇女、也包括像我一样大的娃娃，都手拿各种劳动工具出现在自家的责任田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和扎实劳动对待着脚下的土地，有牲力的人家用或牛或马或驴或骡耩地，没有牲力的人家用锨或用镢翻地，甚至还出现了三四个人一块“抬耩子”翻地的场景。当人们每一寸衣服上、每一处肌肤上都沾满土粒，口鼻喘出来的粗气与牛马差不多，布鞋被土粒淹没翻倒出来宛如一条小瀑布，清晨庄稼上的露水把人浇灌的如同水里捞出来的时候，我才认识到一个合格的农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作了二十六年社员的母亲虽然知道毛主席关于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但并不通晓种庄稼的所有事项全部流程和关键技术。有意思的是，与母亲同样尴尬的社员比比皆是。此种情况下，队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庄稼把式变成了大红人和大忙人。在他们言传身教下，母亲和其他乡亲的语言表达中出现了“二十四节气”的概念和一系列诸如“人勤地不懒”，“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地不亏人，地丑德齐”、“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等等的农谚。
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农民一样，饿怕了的母亲，先在责任田里种麦，小麦收了又赶着种秋，当足够多的种子、化肥、农家肥和汗水洒进土地里，土地就回报人们以有良心的回报。从地里拉回的小麦、玉米、谷子、豆子，除了缴足国家订购的任务后，装满了家里所有的瓮罐和口袋。地里所产的红薯，则储藏到哥哥回家探亲突击挖出的红薯窖里。从此，因为口粮而产生的焦虑便从母亲的神色中消失了。
手头紧惯了的母亲腾出部分土地，又在责任田里种棉花、种烤烟，经过加工后一趟趟用架子车送往收购站。土地和劳动所获的物品和现金，逐步偿还完了欠别人的债务，也次第改变着一家人的吃穿住行用。
以饭桌上我感受到的变化为例：馍馍的颜色在逐年地变白；棉花籽油的用量在逐年地增加；黄瓜、茄子、西红柿、豆角、南瓜等蔬菜逐步代替了白萝卜、萝卜叶和红薯条；除过生日那天，一年可以多次吃到母亲用油勺在灶火上炒的鸡蛋；除过过年，一年也可以多次吃到饺子。如果说到穿，我在夏天也穿上了“的确良”，穿上了背心，在秋天也穿上了秋裤，在冬天棉衣外边还有了外套，有了“火车头”棉帽和妈妈做的棉手套。
母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使她对党、对国家、对老天、对土地、对自己经种的农作物深怀感恩。母亲说，土地是神奇的，你看，人埋进土里的只是一粒种子，但土地回报人的却是几十粒几百粒的果实。书上说神仙会点石成金，但现世中谁见过神仙？还是五行上说的“土生金”靠谱。土地就有点石成金的本领。
所有人的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整个农村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朝气，既有“包产到户”的实干，还有“生产互助”的协作，大队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眉户《梁秋燕》选段等欢快的歌曲和戏曲，人们交流的语言中洋溢着劳动的光荣和丰收的喜悦。很多人都认同和传诵着“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这句古语，平等地甚至有点优越地与工人、解放军和商业工作者对话，互相交流着行业之间的优劣和互相改进提高的地方。母亲的语言里也夹杂着风趣幽默的气息：我们巷里有叫满仓满囤的俩弟兄，母亲见他们哥俩拉着装满粮食的架子车从麦场归来，就打趣道：“以前你妈老在巷里叫满仓、满囤，把大家听得直流涎水。现在这满仓满囤，算是名副其实了”。
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与我母亲共处五十一年的光阴中，她最愉悦最纯真和最舒心的年代。从年到年的九年间，尽管有俗世难免的巷里纠纷和家庭矛盾，但这可以忽略不计。
作为土地的儿女，母亲发现和享受着劳动带给她的快乐和心得：伸起腰看，天穹宛如一幅巨大的银幕，千姿百态的白云或乌云尽情尽性地舒展、游荡和聚集，她们与太阳或者月亮共同构成人间恢弘生动丰富的画卷。
以露水以雨滴以雪花以涝池以河流以汗水以灌溉等方式，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与忧愁，带来了浑浊和清洁，带来了包容和化解，带来了变革和繁荣。母亲喜欢秦腔《火焰驹》中陈妙华的《卖水》唱段，喜欢陈妙华嗓音的刚柔并济和阳光开阔，只是没成想，她的二儿子多年以来也变成了“卖水郎”。母亲喜欢树木花草和鸡鸭鱼虫，喜欢它们的幼嫩、茁壮、成熟，也理解它们的衰败和死亡。母亲禁不住用我的铅笔在纸上反复描绘它们的形态样和精气神，但一概地出于天然而无专业技巧。因为这一点，当我每次参观农民画展时，都能做到心领神会。
在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后，“经济”这个陌生的词语日益密集地出现在农民的口语中。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民们则通俗地称为“一切向钱看”。一个中国南方的小城镇——深圳经济特区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个“焦点”比海洋季风更有威力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刺激着古老的黄土高原上的农民的弃旧图新。“效率”，“打工”、“资本”、“利润”、“西方发达国家”“”来自深圳的口号，强烈地对撞着农业小生产者的固有观念。“个体户”、“万元户”、“小老板”、“经理”等一系列社会新角色就出现在农民们的身边。他们也是农民，是那部分眼宽胆大心眼活的农民，是与土地若即若离而先富起来的农民。他们把手中的钱，变成了不用土胚的砖瓦房、不用蹬车轮的摩托车、不是面粉而是大米的桌上餐、从外国进口的香烟“万宝路”以及样子稀奇的墨镜西服喇叭裤。这些人的出现和活跃，不得不让传统农民们再一次陷入自卑和苦闷。
巷里过红白事的宴席上，虽然年长者还是坐在上岗，但敬酒人却把重点放在席间有钱人的身上，虔诚地执意地要敬一敬二还敬三。巷里有位长者，以前在大队当过干部，享受过那个时期席中贵人的荣耀，也不得不接受着时下腰里没钱的冷遇，不禁发出“穷到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的感慨，听得我颇为新鲜。
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说“温饱”尚可，但距离“致富”还非常遥远。那时，我父亲已离休，工资收入降低了一半，补贴家用有限，哥哥已成为两个小男孩的父亲，虽然还同在一个院子住，但已分家另过。姐姐是嫁出之人，母亲也没指望从她身上要钱。
经济建设和脱贫致富的潮流宛如黄河之水一路向东浩浩荡荡，母亲亦需开启自己的“抓经济”之路，然而社会可供她选择的方式，却是单一和有限的。
“无粮不稳，无商不富。”姐姐曾建议母亲在家开个小卖部，作个日用百货的生意，或者在家开个化肥代销点，当然这个更省心，进货方面不用母亲管，她完全予以代劳。母亲考虑到自己的账算不是很清，不赊账卖不出东西，赊个账又瞪不起眼睛收账，所以就予以谢绝。姐姐说代销化肥是明账，就执意向娘家拉了一四轮化肥，让母亲代销。结果，化肥半个月就被人搬完了，但账款却让母亲要了几十年，直至临终前也没有全部收回。
“家里不养鸡，缺东又缺西”，家庭养殖业也是一条现实的致富之路。那时候，家里养猪养鸡比较普遍，养长毛兔养蝎子的养灰鸽的也大有人在。我有个亲戚是经纪，也曾建议母亲养牛或养羊，由他在集市上贱买贵卖。母亲感觉饲养牛羊要割草要饲料还要有一定的经验，其它的新式养殖更需要专业技术，不如养猪养鸡的成本低又不缠人，故而在坚持养猪的基础上，又养了一群鸡，但养鸡只坚持了两年，其原因经济效益不高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因为满院子跑的鸡把院子里长的菜栽的花都啄成了光杆，鸡的随地拉便也造成了卫生的脏乱差。
“家有万斗，不如薄技在手”，也有人建议母亲学个裁缝。我们村就有人家在镇点的街上开了家裁缝铺，老头会剪衣服的样式，她的女儿和儿媳会缝纫，生意好得一年忙得回不了几次家。母亲怦然心动，也在家尝试剪裁和缝纫可以成为商品的衣服，但与人家做出来的相比，就显得很粗糙不细局。懂行的人指点说，裁剪和缝纫跟木工泥工一样，也要投师学艺，学艺就是学那一点眼睛看不出来的细节和窍门。母亲拜师学艺不现实，就在书店里买了本指导缝纫的工具书。这本书以图例为主，图例中的角度、折叠和尺寸，远远超出了直观的庄稼行子和织布线头，弄得她看一页书比干三天的农活还累。
还有人给母亲建议，买些锅碗瓢盆、铁炉、电具以及大块帆布，邻里过事的时候可以租赁给他们赚取点租金，当然我们村子里有几户人家捷足先登地干起了这一行。母亲怯于与熟人抢生意也没有付诸行动。
大量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农村，逢农历“三六九”的集市上，除供销系统和商业系统的门市部一派繁荣外，小商小贩的摊位也摆满了街道的两边甚至摆到了沿街的巷子里，吆喝着售卖着农民们吃穿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赶集人从街道的四面八方蜂涌而至，在本不宽阔的街道上形成比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流。人流中，手扶拖拉机、骡马车、架子车前进困难，摩托车、轻骑、自行车皆需主人手扶着车把穿空而行。每个摊位前都有一群拥挤的被商贩称为“上帝”的顾客，在一阵响亮的讨价还价之后买卖成交。是的，过去老百姓物质匮乏的状态正在改变，过去老百姓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一种以“钱”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时代在人们不经意间已经到来。
所有土地之外的尝试均告失败后，母亲不得不把“脱贫致富”的主要精力放在她所熟悉的土地上。然而，土地的经种也成为了一门新兴的知识和技能，“科学”一词在社会上出现的频率几乎和“经济”一词差不多。“农民也要学科学，用科学，从科学中要效益”成为那个时期农民们最广泛的共识。而所有的“科学”好像都来源于从供销社或商业局的店铺里买来的种子、农药和化肥，来源于外地来的“技术员”的指导和示范。“科学”也意味着农民在收入之前不仅要付出劳动成本，更要付出资金成本。
谁都不知道，地里种什么可以赚钱，因此母亲对土地的经种选择了随大流的办法，大多数人种什么她就种什么，同时不冒赌徒的风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规避风险。村子里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和母亲一致的。想法相同，地里的作物就相同。一年中我们那三块责任田出现过小麦、玉米、谷子、棉花、红薯、洋芋、大葱、西瓜、芝麻、豆类等10类作物轮种或套种的景观。我每次放学回家，家里的门都上着锁。巷里不去地里干活的老头老太婆会准确地告诉我母亲在哪块地干什么。我到地里见到母亲就帮忙着干活，直到日落西山月牙升起才荷锄西归。归途中，母亲看到地里还有黑影在劳动，就大声招呼他们回去喝汤，调侃他们要钱不要命。那人呵呵笑着说就回就回，却不见从地里出来，母亲就羡慕地夸赞人家干活有“谋气”。
勤劳固然重要，但效益却要在秋后算账时才能显示出来，用农村的话说是“长出了多少钱”。在大家收入的对比中，母亲总发现我们家属于那种“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中间游”的情况，对于来年，母亲总借用毛主席语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来激励自己“庄稼不收年年种”。
在政府对烤烟有补助包收购的政策刺激下，从年起我们村子里开始把烤烟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来抓，母亲把家里三亩半责任田拿出两亩，用于栽植烤烟。烤烟虽说有经济收入，但费工费劳，从四月下旬开始移栽，五六七月管护，八月收摘烘烤，前前后后需要半年忙活，特别是到了八月更忙到黑白连轴转、晴雨都有活的地步，我那时上初三，只有在学校星期和放假的时候才能给母亲帮点忙，所以大部分的劳动量只能靠母亲一个人去完成。母亲头疼也要到地里打叶扳芽去，腿疼也要打药施肥去，肚子疼也要到烤房上烟出烟去，如此日复一日，身体终于不济，在一次出烟过程中因脱水严重眼前一黑而从烟架上医院。医生检查出她的子宫肌瘤极其严重，斥责当时在场的我姐和我姐夫对大人身体不负责任。母亲说，她都不知道自己有病，娃娃们哪里能知道。母亲做了肌瘤切除手术，肌瘤竟然达到了1.2千克。
这是年9月发生的事，母亲时年四十四岁。我十六岁，刚上高中一年级。鉴于我家脱贫致富的步伐慢于村里人的平均水平，就有亲戚和乡邻对母亲建议说，家里没有劳力不行呀，你就是铁人，能打几个钉子，现在这社会，干啥事能不花钱。不如让你小儿子辍学，做庄稼或者学个匠人都行。再说了，一百个人里边，有几个娃娃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了算娃有运气，考不上就成熬煎了，文不文武不武的，高不成低不就的，反而把娃耽搁了。
母亲回答说，咱一天下苦为啥哩？还不是为了娃娃有个好前程。只要他能念动书，不说停学的话，我就把他供到底。能考上大学最好，考不上的话，也能多学些知识。知识不会亏人的。
母亲对她祖父祖母最大的意见，就是两位老人重男轻女舍不得花钱供她念书。母亲对她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只上了一年学。当她有了孩子后，她就发誓要学习秦腔《三娘教子》里的三娘，即使自己穷得要饭贱得被人下眼观，也要供娃娃上学。她认为从古到今贤妻良母的第一标准，就是供娃娃上学，把娃娃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我哥哥高中未毕业就参加了工作，我姐姐初中毕业也参加了工作，这让母亲大生壮志未酬劲没用完的感慨，故而对我的上学，她是铆足了劲要一供到底的。
我在村子里上小学的时候，全班四十多个人，考试成绩还算中上游，每个学期末，尚能给母亲拿回一两张奖状。母亲把这些奖状贴在屋子里最醒目的位置，让自己也让旁人看到她“抓教育”目前的成绩和未来的希望。
我之所以学习成绩稍好能得奖状，不是我聪明脑瓜活泛，而是因为胆小害怕老师，特别听老师的话，是个乖孩子，凡是老师安排的事就是圣旨，不敢有一点违逆。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学四则混合运算，一堆大括号中括号小括号连在一起，就把我带进了迷宫，作业自然不会做。我们的数学老师很厉害，检查作业时，你错一道题她就凌厉地赏你一记耳光。想起老师神出鬼没的耳光，我害怕得睡不着觉。母亲急我所急帮我做算术题，当煤油灯快要熬干的时候，每道题目都被母亲写上了答案，这不禁让我对母亲刮目相看佩服有加。殊料第二天老师检查作业时，她的答案全部被老师判错。此事母亲和我都记忆深刻，想起了就逗人笑一回。
年，我到乡上上初中，全级有六个班，一个班七八十个人，全级就接近人。尽管我学习的态度依然端正，但学习的悟性不高，尤其在英语和数学方面竟然出现听不懂学不会的情况，考试一般情况下不及格，不得不接受老师嘲讽同学嘲笑的尴尬状况，时间一长就丧失了信心，萌生退学之意。
恰在此时，有位游串乡间的阴阳先生来到我们村，不少人家把他当神仙，请进门好烟好茶招待着搞些消灾避难禳凶趋吉的事。我母亲也是天命论者，就不失时机地把他延请到家。看人看相，算命算八字。在阴阳先生眼里和他的计算中，我的面相及八字均不足以言贵，因而建议母亲给我找个木匠或瓦匠当师父，早学早出师早挣钱。阴阳先生的话为我退学提供了理由，我顺势向母亲提出退学的想法。不料母亲瞬间变脸，骂阴阳先生连“人事未尽，不可言天命”的道理都不懂，简直是信口雌黄，狗眼看人低。
她的理由源于一出《状元与乞丐》的戏曲，剧情大意是丁氏两兄弟，同一日生子，取名文龙、文虎。丁舅是看麻衣相的，看出文龙是乞丐之相，文虎是状元之相。文龙父羞愤离家，文龙妈不信这个邪，含辛茹苦供文龙上学读书。文虎父母以为自己的儿子是天生贵种，百般溺爱，由着娃的性子来。二十四年后，文龙高中状元，文虎却因败光家产而沦为乞丐。
《状元与乞丐》本是戏曲故事，母亲却信以为真，仿佛她是这个故事的见证人，在给我讲完这个故事后，毅然决然地说：你以后就断了退学的念想，念书就得有点毒气！一年学不会，咱学两年，两年还学不会，咱学三年。学习是个脑子开窍的事。咱就是要用时间把窍门撞开！范进是个木头桩子，最后也中举了。咱还不如他范进！
读书人有谁会以范进自诩呢？！我心里觉得好笑，但又不敢执拗母亲的意，只得跑到学校里去硬撑，侥幸的是母亲所说的窍门意外地向我显露了：初三时教我们英语的是百良镇东宫城村的李老师，他独创的“句子开花”的英语教学方式，使我成为快速提高英语成绩的受益者。数学成绩的提高则更加偶然，当时我寄住在我姐工作单位的一间空房内，发现其间有一本《初三数学题型解析》的教学辅助书，可能是哪位往届生遗弃下来的，因为书里有他留下的批注。我每晚睡觉前翻翻这本书，居然能看得进去记得下来，两个月坚持下来就对初中数学拨云见月了，考试成绩也一次比一次多出十几分。英语和数学的短板补上来以后，我就侥幸地迈过了中考关。
我上高中一、二年级两年间，母亲到陕北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主要任务是抚育我姐计划外生育的女儿。其时，父亲是他原来单位返聘的炊事员，还干着原来干的事。高一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到陕北度过了一个假期。
父亲单位里，也有两个同事的孩子上高中，父亲便介绍我们互相认识作了朋友。我的那两位新朋友知识面很广，同时还有一些才艺，下棋和打乒乓球的水平比我高得多，当然在待人接物方面，我们间的差距就更大了。他俩能和大人们平等地顺畅地交流，我见了干部模样的人，则胆怯地不敢说一句话，但陕北人热情，会主动和我拉话，可是我的方言很重，同时也不会把方言转化成普通话，致使对方老听不明白。父亲希望他的儿子在同事面前能够体面一点，争气一些，然而我的表现让他屡屡不能如愿。父亲喜欢与器宇轩昂举止不俗的人打交道，最讨厌三脚踢不出屁的人，就背过我埋怨母亲怎么把娃教育成这熊样。母亲当然替我辩护，说我一门心思都在学习上，不像他老子，一辈子都没弄成个正经事！
令母亲失望的是，她的儿子在一副踏实稳重的外表之下却跳动着一颗浮躁慌张的心。中考的侥幸过关使我忽视平时的基础学习，却寄希望于考试前的临时突击。事实上，的确有人用这种突击的办法考上了大学，然而那却是别人的传奇。我年高考的成绩比大专录取线低了26分，成为一名落榜生。
母亲望子成龙的夙愿没有实现，但她联想到古典戏曲中众多落第的书生，就对我给予了同情和理解。我个人则把高考失败的原因归于时运不济，遵循“有的花开得早，有的花开花迟”的谚语对自己进行了充分的谅解，却没有反省自己在学习态度上的消极、学习思维上的固化和学习作风上的漂浮。这也为我第二次高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我由乡下中学转到县城中学补习，学校不安排宿舍，只得和同学合租房子住，房租加上吃饭和零花，一个月的开销至少需要五十元钱。母亲为了钱不挡手，便跑到村办的砖瓦厂做零点工，干小伙子才有力气干的装窑和出窑。我星期天回家，在巷头碰见南巷婆，她见面就数落我说，“你现在都成小伙子了，还不知道心疼你妈，让你妈恁半老婆子到砖窑挣钱，你把书到啥时候念哩！”她的话听得我满脸臊红，也激起我的一点血性，但补习班的学习节奏是如此之快，习题量是如此之大，不容你在一个难题面前眼瞪半天，感觉学习是和知识再次见了个面，混了个眼熟，会的会，不会的照样不会。家乡大年初一早上兴吃饺子，饺子里边兴包一两枚硬币，能咬出硬币的人据说就咬出了当年的运气。全家人开始吃饺子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期盼自己的牙齿和“福币”磕碰一下，没承想我一连吃出了两枚“福币”。母亲和我都非常高兴，仿佛咬出的不是钱，而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补习生高考不像应届生，应届生考试没有心理负担，补习生考试就有“想赢怕输”的紧张，本来基础就不扎实，心理一紧张也影响了正常发挥。年我的高考成绩相差大专录取线19分，照样名落孙山。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想起那位阴阳先生的话，也想起戏曲《状元与乞丐》，感慨母亲像文龙的妈，而我却不是争气的文龙。母亲对我的愿望，是以她的见识、尽她最大的能力把我送出农村，不用在黄土地上不用在太阳底下，像公家人一样在凉房子底下在办公室里工作，过一种活不重而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人们都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母亲年年含辛茹苦地把我送到桥头，恨不得把两条胳膊化成桥上的铁链拦住我不让我往河里掉。人们也说高考像“鲤鱼跃龙门”，母亲年年呕心沥血地让我养精蓄锐，恨不得把她的两臂插到我身上当翅膀，助我一跃成龙。我想象不出来，母亲得知我的成绩后，会是怎样的捶胸顿足！
让我惊奇的是，母亲不但没有发脾气，反而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小心翼翼地看我的脸色，唯恐我想不开出什么差错，反反复复地给我宽心鼓气，变着花样地给我做好饭，就是地里有活也不让我干，害怕我碰见熟人以后难堪怪势。有人向母亲打听我的高考成绩，母亲总以“娃平时学的好，今年又没发挥好”替我开脱。我对母亲说我再没脸补习了，再补习也考不上。母亲知道自己说服不了我，就延请村子里的一些能人和我的同学轮番给我开导，费尽力气总算又把我送进了补习班。
年高考一结束，我草率地填写了志愿表，就立马卷铺干走人，不再留恋学校里的一切，对于未来，我只能去不要考试、不要政审、不要体检的农村，只有“厚德载物”的土地才不拒绝我的出现。是的，我已没有资格继续在学校混日子了：试卷上许多题我都不知道答的对否，许多选择题只能在ABCD四个答案上碰运气，特别是数学上有一道大题，是老师考前讲过的原题，竟然也没有全部作对。我回到家异常冷静和坚决地对母亲说：“妈，咱们现在开始，在农村，好好过日子！”母亲神色难掩黯然却强装大度，给我宽心说，尽人事听天命，哪里的黄土都养人。
是年仲夏，我哥在新划的宅院里盖新房，作为分家分给哥哥的那三间两坡流水的旧门房也被拆除，只留下靠巷道的土背墙和背墙上的大门维系着一个家的封闭和安全，腾出来的空地更增加了这个院子的空荡和贫气。我们巷里和我家亲戚中已有不少家户把家盖成了严严实实的砖仡佬，给人一种旧貌换新颜的兴旺气象，而我们家却只拆除不添建，经济建设方面无成绩，母亲重视的教育是个长线投资，如今这条钱再长也到了头，却结出来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果子。我能想象出来，母亲强装平静豁达的背后，压抑着怎样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挫败感！不巧这时，有位放商业电影的个体户跑到我家里商谈租用我家院子放电影的事宜，母亲大忿，冷脸冷语地对来人说：“你的眼真会挑地方，不过，这回你挑差了，我们马上就盖新门房！”
哥哥新院子那边盖房需要劳力，我整天都在工地供匠人，繁重的劳动使我晚上一挨枕头就睡着了，然而沉重的高考情结却让我一次次在恶梦中惊醒。有回我做梦自己考上大学了，学校在西安。到学校一看，竟是一个刚圈墙的空场子，中间独独有几间平房。“这是大学吗？怎么还赶不上县城的学校？”我在梦中惊醒，自感受到了莫大的讽刺和嘲弄：老天在梦中都不给我一个像大学的大学！
我是从一位来我家探望我的外乡同学嘴里得知，我也考上了。不过，我考上的不是大学，而是西安的一家高中专学校。母亲且喜且疑地问他在哪里见到的，他说他昨天下午在班主任老师那里看到的，绝对没有看错。母亲惊喜万分，站起来面朝苍天，一字一顿地喊出了《钓金龟》中的一句戏词“老天爷，你，睁开了，三分眼！”
母亲欢喜地到厨房给我的同学做饭，我却不敢完全相信这条消息的准确性。饭后我和同学便跑到我姐的单位，让她用电话联系个县城里的熟人，到学校再核实一下，两个小时后熟人回电话说消息属实。再往后，我才进一步了解更全面的信息：我们补习班一共考上了47个人，我们村一共考上了3个人，我的分数恰好是大专录取线的分数，如果再低一分，还会继续名落孙山的。对于我的侥幸，我一位同学的父亲评价说“傻人有呆福，没毛鸡让你逮住了。”
是年，我二十二岁，母亲五十一岁。
我母亲年农历7月19日去世的，享年八十岁，母亲七十八岁那年，我陪她看了几集根据爱新觉罗溥仪著作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便问她:“妈，你的前半生界定到哪一年？”
母亲想了想回答说：“是你考上高中专的那一年。”（李选智）
作者简介
李选智，陕西省水务集团泾阳县供水有限公司干部。